疫情之后，历史如何书写？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新作《瘟疫之夜》，
终于在今年下半年与正处于新冠疫情中的我们见面。
小说中的“鼠疫”与现实生活的对应，
让人不禁思考，瘟疫怎样改变社会秩序和文明进程，
也让人明白昨天也会在转述中被不断改写。
那我们的今天呢？
是否有一天也会被遗忘和改写？
或许我们可以在书中寻找答案。
现实追上了虚构。今年下半年，由世纪文景出品的简体中文版《瘟疫之夜》在疫情防控期间出版，国内的防疫时钟却正在趋近那个当时未知的拐点。“隔离”这个词几乎在一夜之间退出视野，又出现在了这本小说之中。
2016年，在获得诺奖10年后，奥尔罕·帕慕克开始写他酝酿多时的故事。这时没有人会知道，他的这部以瘟疫为名的新作，将在新型冠状病毒的世界传播中问世。
在这本有600多页的历史悬疑小说里，帕慕克出色地将虚构与历史结合，将疫情下的孤岛社会大动荡描绘得淋漓尽致，不断冲击人们并未褪去的记忆。
《瘟疫之夜》中的插图
他把历史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真实事件嵌入到侦探故事般的小说语言中，对疫情之下社会个体的状态、思考、价值判断，宗教、政治的风起云涌刻画得入木三分。绵亘七百多年的奥斯曼帝国及帝国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一场鼠疫之后走向瓦解，它东方式的古典神秘也向西方式的现代科学妥协。
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昝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作家、译者和当代艺术评论人btr，一起来聊聊这本让人联想到三年疫情的《瘟疫之夜》，愿读者与我们一起听见文字与现实之间刺耳的刮擦声。
“如果它真的存在，
就像纯真博物馆后来被真的建出来，
我在想岛上是不是就会有一个比如‘一起做抗原检测’这种‘娱乐项目’呢？”
翻开这本百科全书式巨著的任意一页，鼠疫大流行所制造的社会混乱俯拾即是。传统药店与西洋药店的竞争，小学生因为父母被隔离而无家可归，确诊病例与“疑似病例”被提出，等等。
但在一开始，这个曾以“黑死病”这样恐怖的恶名激活欧洲梦魇般民间记忆的疫病，并非立刻被端上了桌面。
世界的时钟被拨回1901年，20世纪的大幕史诗般开启，帕慕克将他的镜头架设在一艘汽船上。这艘船上有一支由奥斯曼帝国皇室成员及权臣，包括帕克泽公主、“驸马爷”努里等人组成的宣讲团，他们将要前往中国。中途，一名医生登场，他带来了鼠疫的消息，并将众人目光引向故事的发生地，奥斯曼帝国南部边陲，被作者精心虚构的明格尔岛。
帕慕克为阿尔卡兹城绘制了一幅地图。小说提及的各个场所，例如医院、希腊中学、广场、码头、道堂等等地点，都被帕慕克一一标记出来。
帕慕克为明格尔岛手绘了一张地图，他郑重其事地将明格尔岛安置于爱琴海十二群岛边缘，使之曳于十二群岛的主岛罗得岛与克里特岛之间。“这是整个中东地区，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缩影。”学者昝涛指出，帕慕克在这里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明格尔岛处在地中海跨文化地带，不免使人联想到见证了中世纪宗教战争的海岛国家，比如马耳他、塞浦路斯。
Yapı Kredi出版社（YKY）的《瘟疫之夜》，由Ahmet Işıkçı设计书籍封面，帕慕克计划在未来展出Işıkçı的绘画作品。
在这块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飞地，生活着希腊人、土耳其人，岛上建筑面貌也呈现多民族的美学特征。用学者马凌的观点看，帕慕克的笔触一如既往传递出细密画般的质感，“他经常会突然停下来细细勾勒环境，把一个城市或者把一个岛屿、某个景观呈现出来。”
作家、译者btr猜测，喜欢帕慕克《纯真博物馆》的读者，可能会比较喜欢《瘟疫之夜》。在作者精心描绘之下，明格尔岛就像纯真博物馆那样，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主题公园”，但又似乎很真切，让人犯迷糊同时又很好奇。
在对故事发生时间的挑选上，帕慕克也有着良苦用心。虚构的明格尔岛依托着真实的奥斯曼帝国与二十世纪。“欧洲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社会处于维多利亚时代，亚洲如日本又以取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这是一个见分晓的时期。”学者昝涛谈到《瘟疫之夜》的故事背景时说，“那时候有一种进步的、乐观的氛围，可是再往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土耳其就会爆发革命，中国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再往后，就是现代化的深水区，要进行深刻的思想文化变革了。”
马凌评价说，《瘟疫之夜》是一部“聪明的作品”，对于从未读过帕慕克作品的读者而言也不会生涩难读。“但如果你懂一点理论的话，就可能更快乐，因为它里面是为知识分子设的各种彩蛋，就看你能不能找到。”
“《瘟疫之夜》透露出帕慕克
对文明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遭遇，
持有一种深厚的观察和认识。”
瘟疫就像文明的原罪，它在世界逐渐连接为一个整体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写道：“1870年代出现的汽船航线网是将鼠疫扩散到全球的便利通道。”越是贸易、文化往来频繁的地方，越是容易形成疫病传染，疫病一旦爆发，又必定限制这种交流，在人们寻找替罪羊的过程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又会让社会四分五裂。
帕慕克手绘插画
在地中海海运线上，在欧亚大陆脆弱的腋窝明格尔岛，鼠疫隐秘而致命地蔓延。不幸者如狱吏、马夫，一边抱怨着迟迟不来的现代化，一边相信着护身符和经文纸。
这是奥斯曼帝国的黄昏时分，历史上有名的血腥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面对着难以逆转的颓势。版图日益萎缩，边地诸国环伺，瘟疫又让四面楚歌的情形得以具象。
当欧洲国家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港口城市是鼠疫传播的祸端，信徒朝圣行为是鼠疫传播的路径时，故事里哈米德二世能做的，好像只有在应对危机时找到折中办法。他们迫切希望平息来自西方的责难，同时又能维护和体现本国的民族主义立场。但这是不可能了。
奥斯曼帝国老照片
“我自然是很想和你们一起去中国，给那儿的穆斯林讲一讲遵守隔离措施、接受各种现代规则和限制的必要性。接受隔离就意味着接受了西方化，但是越往东走，这个问题就会变得越复杂。”
随后，全书前三分之一结束时，岛上的鼠疫死亡病例快速增长，要不要采取“西方的”科学方法被上升至民族信仰问题。百姓危在旦夕，而哈米德二世抛弃了明格尔岛，与威逼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列强站在了一起。
帕慕克手绘插画
军舰围困着明格尔岛，在民族觉醒分子卡米尔的指挥下，明格尔岛爆发了电报局事件，主动切断了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而包括岛内行政官员在内的岛民尝试突破强制隔离规定，搭船偷渡离岛，但以失败和死亡告终。总督萨米成为了最有权力的人，他与卡米尔等人政治博弈就在隔离政策的推行中持续着。
昝涛推测，故事中的“卡米尔”在土耳其语中与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近似，有可能是帕慕克特意为之，“因为我是做历史的，所以读这本书可能会加深我对奥斯曼—土耳其历史和现实的感性认知。”
帕慕克同时也是对民族主义、宗教狂热持批判态度的作者，他借由一场瘟疫将弥漫在明格尔岛上的民族主义狂热予以显形。btr评价说，“以一种比较戏谑的笔调，甚至有很浓的嘲讽意味，在结尾拆解这样一个地方革命的历史与它的国家神话的建立。”
"人类普遍倾向于把一种新出现的、险恶的疾病的源头归结于外国人。”
世界史上真实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确在与《瘟疫之夜》相近的时间线爆发。1855年，鼠疫在中国云南现身，到了1894年，又在香港爆发。帕慕克在小说中将这一线索与他所虚构的部分结合得天衣无缝，几乎让人相信在鼠疫中沉浮的明格尔岛真实存在。
1894年，这时候全世界的细菌学说还处在初期阶段。当时，受业于法国细菌学家巴斯德和德国细菌学家科赫的弟子们急切地要揭示鼠疫传播的秘密，他们组成了国际研究小组，并在到达香港的几周内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即鼠疫杆菌。
其后10年间，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国际公共卫生局在巴黎成立，鼠疫杆菌如何从啮齿动物经过跳蚤传到人类这一过程的诸多细节，才逐渐浮出水面。
正像《瘟疫与人》所写的那样，“人类普遍倾向于把一种新出现的、险恶的疾病的源头归结于外国人。”帕慕克从历史中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并将它运用在《瘟疫之夜》这个故事里。
“大家都知道，隔离就意味着店铺关门，就意味着医生和士兵走家串户，就意味着交易暂停。……如果您坚持说有疫情，那么没生意可做的商人就会诽谤您，第二天大家就会说疫情是您带来的。”对于第一位奉命登岛开展防疫工作的医生邦科夫斯基帕夏，明格尔人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帕克泽公主（帕慕克手绘）
欧洲列强从密探那里得知鼠疫在奥斯曼帝国的出现，他们认为罪魁祸首是明格尔岛的穆斯林，认为信徒乘坐的朝圣船就是鼠疫传播渠道。这时候，在跨文化的明格尔岛，不同宗教之间的纷争不再仅出自信仰本身。基督教成了西方的、科学的、进步的象征，代表消毒、隔离、防疫，其他宗教信仰就成了替罪羊，“异教”的生活方式在这场瘟疫里被看成是一种罪状。而明格尔人，也认为替罪羊来自外部，甚至来自东亚。
在谈出现在《瘟疫之夜》里的阴谋论时，马凌提到了中世纪的“黑死病”，“那场鼠疫当中，大量的犹太人在欧洲被屠杀，类似的阴谋论认为是他们污染了水源，故意散播疾病，大屠杀导致当时好像好多国家都没有犹太人了，只有波兰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
死亡数字不断增长，明格尔岛上土耳其人的宗教领袖最后也不得不接受了隔离政策。如何从思想上拆除防疫政策对信仰的绑架，成为明格尔岛民族主义的新问题。
“我读了这个小说以后，还是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他保持了一种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土耳其历史研究专家昝涛认为，瘟疫代表了一个社会全面性的危机，引入瘟疫作为事件来对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想的变化进行全景式的描写，是帕慕克作为世界级知识分子的高明之处。
“身处历史中的人，
也并不能完全了解历史的真相。”
帕慕克曾介绍说《瘟疫之夜》的创作，受到了“欧洲小说之父”、英国作家笛福《瘟疫年纪事》的启发。这可能是解读《瘟疫之夜》时最重要的一条线索。
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所描写的是1665年瘟疫蔓延下的英国社会。那一时期，战争、瘟疫、大火接踵而至，英国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进入到工业革命的时刻。
对照看《瘟疫之夜》中，帕慕克将疫情的变化与明格尔建国、加入欧盟的戏剧转变结合在一起，瘟疫对社会的扭转过程便一目了然。
明格尔岛上的马车（帕慕克手绘）
彼时17世纪中叶，重重灾难扫荡了伦敦，为重建社会，近现代科学在英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帕慕克笔下的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南陲，明格尔岛也在厄运之中，但瘟疫引发的歧视、仇恨、阴谋，却让历史的偶然性、宗教政治、民族主义成了社会变革的主音。
疫病所主导的动荡中，时代正在改换新颜。
帕慕克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并非采取传统的创作手法。《瘟疫之夜》中的虚构与历史盘绕在一起，让人真假难分，情节推进方面，又借助于多个视角的转换，从而既有故事上的悬疑，又有叙事上的悬疑，可供读者在鼠疫蔓延的明格尔岛观察各种细节。
英雄式的萨米帕夏为控制疫情殚精竭虑，小人物般的卡米尔却抓住了社会的情绪点，最后成了明格尔的“国父”。《瘟疫之夜》里出现了许多能与土耳其历史对应之处，比如卡米尔这一人物的生活背景就有“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的影子。
昝涛作为一名土耳其历史研究专家，曾到访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等地十数次。2022年，他连续出版了多个学术著作，包括《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土耳其的发现》《奥斯曼-土耳其研究》，“结合明年也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100年，这是段很长的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故事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就非常好理解。”
到了全书最后四分之一，帕慕克又借序言中那个虚构的“我”，历史学博士、帕克泽公主曾外孙女米娜·明格尔丽之口，轻快甚至诙谐地拆解了这一切。
当瘟疫暂时平息，它在不同人的复述中作为历史留存下来。它可能会成为帕慕克笔下历史学者的一种讲述，也可能会成为后人不了解的某个历史人物的记录。
帕慕克手绘插画
未来的人只能通过这一系列的复述、转述来理解当时的情况，而帕慕克似乎在说，“其实身处历史中的人，也并不能完全了解历史的真相。”昝涛举例说，最典型的就是书里的帕克泽公主，她虽然身处在鼠疫大流行之中，但由她讲述的很多信息是模糊的，因为她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关了起来，根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到最后一刻，帕慕克在《瘟疫之夜》虚构的外壳里再次借历史学者米娜·明格尔丽，为走进后疫情时代的明格尔岛三呼“万岁！”。读者也许这才如梦方醒，——鼠疫过去了，这段历史必定会被不同的人来讲述。伤痛过后的沉默，也很快会被想象与传奇填充，被书写为政治的、民族的抗争。但这又是必须的，因为旧的秩序在瘟疫中被驱逐了，新的社会关系已成为明格尔岛的现实。
帕慕克为此书绘制了多幅插画
小说中存在了六个多月的瘟疫，对奥斯曼帝国晚期社会意味着中断，它不仅致病致死，它还催生迫害、歧视、分裂。明格尔人不会认为瘟疫带来的改变不可取，他们必须接受这一切。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或已被这场灾难修改，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击碎又正在缓慢重建，民间记忆也划分出了旧与新。
重生的明格尔岛，再也不会有一个人，像死在瘟疫开始之初的邦科夫斯基帕夏医生那样，将它视为古典的文明摇篮、未来的玫瑰园。随瘟疫一起成为历史的那段时日，在转述中被不断改写，亲历者所见过的昨天已经永远消失，留在书里的都是无尽的相似与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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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Superhat
编辑
调反唱唱
排版
阿猜、Anya